文化 2019-06-06 09:25

西川:在“诗意”的名下栖居着多少庸才和笨蛋!

导语:我们这个世界并不缺疯子,更不缺伪装的疯子,而是缺伟大的疯子。佯装的疯狂更近似追名逐利的表演,殊不知真正的疯子早已拉上了人生舞台的帷幕。

西川:诗人,散文和随笔作家

如果你想见识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,如果你不怕被这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所纠缠和折磨,如果你还有点把握能坚持住说得过去的思维能力,以便看得出这些稀奇古怪的人和事的稀奇古怪之处,那么你就写诗吧。

在多数人看来,写诗是件容易的事:一张纸、一枝笔、一点灵感,一点青春就足够了;但我要对此稍做补充:诗歌写作可能像个黑洞,它会把你吸入其中。一旦你开始写诗,你和世界的关系就有了变化,世界本身也改变了:黄色的橘子变成了蓝色的,而蓝色的天空变成了红色的。你觉得你好像被施了魔法,你的场也变了,你的光晕也变了,你觉得你就要发疯。这时,你不知道,疯子们在朝你靠近和聚拢。疯子们都是些敏感的人。他们发现了你的场的变化。他们心想,那是什么?那儿发生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事?于是他们就来了。

来人在我面前坐下,却什么都不说。我知道他有话要说。他的脸已经憋红了,他脸上的疙瘩一粒粒涨得像石榴籽。我以为他见了我紧张,以前也曾有人在我面前紧张得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。所以我把脸转开,不看他,好让他放松。他叹口气,说:“我要跟你谈点儿大事。”噢,他不结巴,我自做多情了。他终于鼓足了勇气,开口说话:“中国诗人全都太小气,太没出息,上不知天,下不知地,只能写写身边小事。”我想他是把我也包括在了“没出息”的诗人中。面对一个瞧不起我的人,我尴尬地问他都读过哪些人的诗。他说他没读过多少诗,因为他的家乡(宁夏某地)文化闭塞,找不到什么书。然后他反问我,难道一个人非得读过许多诗才能写诗吗?他问得对,但我没法回答,于是我们沉默下来。他忽然用力地说:“现在我的脑子已飞到了九大行星的边缘!”

我吓出一身冷汗。我虽不知道九大行星的边缘在哪儿,但显然坐在我对面的是个胸怀宇宙的人。他开始谈论宇宙、宇宙的毁灭、诗歌作为一种拯救的力量,等等。他越说越激动,越说越没边儿,把我这点儿正常的思维能力全唤醒了,自然我们也就越谈越拧。他在屋里激动地走来走去,他质问我是不是一个诗人,否则怎么会不理解他的话。话说到这个分上,我也有点忍不住了,我只好警告他:“你不要弄得比我还有个性!”

像这种“脑子飞到了九大行星边缘”的人我还见过几位。有一位来自山东,是海子的崇拜者。海子去世以后他跑来找我,说要写《海子传》。他递给我一张名片,名片的背面印着:“我是宇宙的大门。我是天地间唯一的沟通者。”就这两句话便使我决定不能信任这个怪物。他问我练不练气功。我说不练。“不练气功你怎么能理解海子?”我说我对海子的理解至少比你多。他急了:“要不是看在海子的分上,我非揍你一顿!”我说如果你看不到我头上在冒紫气(的确有人说过我头上有紫气上升,在河北邯郸),你就动手吧!他被我说蒙了,忽然意识到他功力不够,因为他看不到我头上的紫气。于是他缓和下来,又回到气功与诗歌写作的话题。“不练气功你就不可能参悟宇宙天地,”他说。“那么看来爱因斯坦也是个气功修练者,不知他练的是哪门功?”听我此言,他转身摔门而去。

这件事发生过之后,我时常在内心向海子默祷:海子老弟,别再让你那些疯疯癫癫的崇拜者再来折磨我了。他们崇拜的是你,可他们纠缠的是我。他们既不懂你的诗歌,也不懂我的诗歌。他们只是在败坏诗歌的名声。由于这些家伙,“诗人”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变成了可疑的人,已经变成了被嘲笑的对象……但海子看来还是要把他的玩笑继续跟我并下去。

一日我在家中坐,有人敲门。我打开门,一位神色慌张的陌生人站在我面前。“可找到你了!”他像找到了组织。我把他让进屋,但想不起我们以前是否见过面。他提醒我记不记得一年前的一天傍晚,他拿着刚从书店里买来的《海子诗全编》等在我学校的门口要我签名。哦,是有这么回事。那天天色已晚,我从外面返回学校,被他叫住。当时我为他居然在校门口等了我三个小时而感动,便借着学校传达室的灯光给他在书的扉页上默写了一段海子的诗歌……见我想起他来,他不再慌张,他开始说服我确信我们上次见面和这次见面都是天定的事。他这么一说,我就知道他要给我讲点儿不一般的事了。

果然,他问我:“你能不能安排我见一下赵朴初?”我怎么可能安排他见赵朴初?我自己都没见过赵朴初。“你怎么可能没见过赵朴初?”他不信,“你们都是文化人,又都住在北京!”我承认他这话说得还有点儿逻辑。“可我真不认识赵朴初。你要见赵朴初干吗?”他说那次我们见面之后他回到家乡陕西某地。有天晚上他忽然记起了他的前世,他把天地间所有的问题都想清楚了,也就是说他开悟了。他家乡的和尚建议他到北京走走,所以他决定到北京来找赵朴初面谈。见我一脸疑惑,他表示他不相信我对往世、来世之类的事一无所知。“那天我找你签字,海子就站在你身边,你没看见?”我说没有。他不信。我说了一百遍没有,他大失所望。他从沙发上站起身来,自言自语道:“我走了”,但没说“再见”。他似乎不屑于跟我这个俗人来那些俗套套。他走了,带着一脸不屑。他那张慌慌张张的二十四五岁的脸表明他怀里揣着个大秘密。

从前我会毫不犹豫地称这些人为“诗歌疯子”。但是现在,经验告诉我,这些人不是疯子,充其量是些假疯子。假疯子待人接物的法宝之一是,一见面先给你一个下马威,让你觉得他不一般,你必须认真对待他的每句话。他把他的观念或幻觉强加给你,使你的礼貌、你的教养、你的基本理性因为失灵而显得可笑。由于长期沉浸在文学、艺术的氛围之中,我并非不曾体验过,我并非不能理解诗人、艺术家那种来自生命核心的焦虑。这种焦虑一旦患上幽闭症,就会表现为具有破坏、颠覆倾向的疯癫和臆想。这种疯癫和臆想对于艺术、思想上的创造力的好处,已经通过它们作用于格列柯、尼采、洛特雷阿蒙、梵·高、策兰等人。当然,精神上的疯癫一旦变成病理上的疯狂,使得基本的思想能力遭到破坏,疯癫或疯狂的魅力也便随之消逝,在这方面,晚年的荷尔德林是一个例证。

如果上述各位算得上真疯子的话,那么在真疯子和假疯子之间显然存在着一些根本的差别:首先,真疯子并不以疯癫为荣,反倒是那些假疯子努力向别人标榜自己的“疯癫”。其次,尽管真疯子和假疯子都有自大和谦卑的两面,但真疯子从不以自大来掩饰谦卑,也就是说,他们不懂得像耍阴谋一样给你来个下马威。第三,除非他们精神上的疯癫变成了病理上的疯狂,真疯子的疯癫总是对事不对人,而对于所爱之人,他们温和一派,对于陌生人,他们冷漠有加。第四,真疯子的语言方式是自言自语,他们外向的暴力时刻来源于他们高度的幽闭,因此从根本上说,他们不是以语言为手段的侵略者和征服者。

我见过的真疯子不多,其中有一位给我留下了印象。这是一个女人,山西太原人,三十来岁,有些文化,写诗,可以用“姣好”来形容她的相貌。我们在北京的一个改稿会上见过一面。那天我讲完课,一些学员来找我留地址。待学员们散去,她走上前来对我说:“您讲的课对我很有启发。能不能请您给我的几首诗提提意见?”她把几首诗摆到我面前,我看了看,并不太好,一般文学青年的水平。我提出几条意见。她说“谢谢”,然后从兜里掏出来个钥匙链。“我有一份小礼物送给您,您能收下吗?”钥匙链算不上什么贵重的礼物,又见她很诚恳,我便收下了。

我本以为这是一个极普通的钥匙链,没想到收下它我便也收下了这个姣好、诚恳的女人的有病的大脑。半年以后,当我已忘记了这个女人时,忽然收到她的一封信,信上写着:“本女王现诏你进山西,封你为伯爵。”。她的信是由当时在《诗刊》工作的批评家唐晓渡转给我的。我把信的内容讲给他听,他说他也收到了这女人的一封内容相同的信:也诏他进山西,也要封他为伯爵。我提起半年前这女人曾送我一个钥匙链,他说这个女人当时也送了他一个钥匙链。于是我们俩“伯爵”在文联大楼里不禁哈哈大笑。

《诗刊》编辑、诗人邹静之给我讲过另一个疯子的事。有一段时间,他每天都能收到一封电报。电报内容与一般言简意赅,诸如“李克明5月19日乘666次车到京请接站”之类的东西不同,而是具有一种抒情性的缥缥缈缈,比如“秋天来了,树叶红了”。这种违反常识的电报让人摸不着头脑,让人觉得自己被一个躲在暗处的、意图不明的人给盯上了。静之的不安一天比一天强烈:“每天你桌上都摆着这样一封电报,你想想那会是什么感觉!”随着静之的不安逐渐变成恐怖,恐怖的电报就来了:“我在逃亡。有人要在密林里杀死我。”

此后的电报一封比一封血腥。静之努力控制自己,不去读桌上那血淋淋的电报,但鬼使神差,他又总是控制不住,他觉得自己正被一步步拖向疯狂。但后来电报不来了,静之松下一口气,可同时内心也有了些空落落,觉得一个故事没有结尾。

一天,静之在文联大楼里的《诗刊》编辑部接待了一位浙江青年诗歌作者。那人间静之:我拍给你的那些电报你都收到了吗?静之大吃一惊,原来那些血淋淋的电报都是眼前这个人拍的。可看他的样子,正经的文学青年,老实巴交,不像个爱搞恶作剧的家伙。那人与静之聊了半天诗歌与诗坛,一切正常,只在临告别时脸上露出了狡猾的,也可以说是白痴的,也可以说是疯狂的微笑。他低声对静之说:“我留在《诗刊》的稿费你就随便花吧!”此人曾给《诗刊》投过许多稿,但从未在《诗刊》上发表过,哪儿来的稿费!这下静之看得清清楚楚:一个疯子!

疯子并不使人厌烦。他们是一些精神上的失败者(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们谁又不是失败者),他们并非有意要搅得别人心绪不宁。理智健全的人在面对他们的时候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真正使人厌烦的是那些目的明确的装疯卖傻之徒。诗歌圈子里这类货色不少,有的成了名,有的没成名。他们太了解在诗歌圈子里如何打界外球。他们太了解如何把自己打扮得超常一些。他们按照李白、柳永、雪莱、拜伦、波德莱尔的样子来设计自己。他们肯定,不疯不癫就不叫诗人。看看看看,诗歌毁了多少人啊!在我刚开始写诗时,我也迷恋过超常行为。我曾凭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来判断他是不是一个诗人,我把超常的行为举止作为热情来看待。结果我过高估计了某些人。那些人的诗歌写得如此之差,其原因在于,他们不具备超常的思维,而仅仅把"超常"归结为超常的生活方式,这种“归结”本身恰恰太不超常了。

不错,在超常的思维和超常的生活方式之间,的确存在相当密切的联系(古人称兼备此两者的为“狷介之士”),但超常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超常的思维作基础,那么这超常的生活方式便必是学来的和做出来的,并且最终是不真实的。在这个时代,生活方式成了头等大事,不论对于诗人还是其他人,均莫不如此。生活方式在整个文化中地位的浮升,意味着生命本质的消散和思想精神的崩溃。这样,在一部分人眼里,文学就成了对于生活方式的书写,超常的文学就成了对超常的生活方式的书写,而为了写超常的文学,生活方式便必须超常,生活方式超常了,文学还能不超常吗?一个写作与生活的怪圈由此形成,这导致了对于生活本身的遮蔽。海德格尔有一句口号:“人的诗意的栖居”,是我们耳熟能详的。那么何谓“诗意”?是超常的生活方式吗?由于人们对“诗意”的不同理解,“人的诗意的栖居”实际上是一句废话。在“诗意”的名下栖居着多少庸才和笨蛋!他们把自己装扮得比诗人还诗人。如果他们不来纠缠你,那就由他们去吧,如果他们敲你的门,你就记住:凡是太像诗人的肯定不是诗人,至少不是好诗人。

原文标题《疯子、傻子、骗子》,由于篇幅原因,本文为节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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